百家拍案:2刑事诉讼程序之痛:律师辩护制度如何落到实处?--田百家

2013-10-20查看(199)评论(0)

百家拍案:2

刑事诉讼程序之痛:律师辩护制度如何落到实处?

——从“梁国荣抢劫杀人案”案犯无作案条件被判处死刑谈起

田百家

核心提示:《刑事诉讼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梁国荣抢劫杀人案在证据明显不足,事实确实不清的情况下,为何历经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个关口,仍然形成错案?

笔者认为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主要体现在程序上,三个分工协作,互相制约的政法机关没有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把好审查监督关,对律师辩护制度缺乏重视。

一、关于侦查机关在本案上存在的程序违法情形

1、公安机关是预先设置破案计划,然后让证人举报而立案。显然,本案是公安机关某些个人出于急功近利目的,人为制造的假案。

2、侦查人员有制造虚假证据的情形。

例如,①199796日对证人钟学富《问话笔录》的附件“现场勘查示意图”是虚假的。是1998623日以后才制作的;②《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也应当认定是虚假的。因为,第一,尸体掩埋了9个月之后,在199862日才进行尸体解剖检验鉴定是不可能的;第二,对已经火化了的尸体进行解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③让目击路口被害人被人追赶情形的唯一证人麦文芳修改证词。

3、侦查人员有藏匿证据的情形。

19979—10月对梁国荣的讯问档案资料,以及梁国荣在1997915日前交给侦查机关的“桂林→玉林”的汽车票是当时公安机关认定梁国荣是199798日回到玉林,从而排除梁国荣作案并释放其回家的依据。19986月搜查梁国荣家,取得其与钟传新在桂林期间拍摄并冲洗的照片,也是证明梁国荣199795日不在玉林的原始证据。但是,这些原始记录和原始证据却被藏匿了。

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形同虚设

对于侦查机关先确定侦破方案,再让钟传新到侦查机关报案,从而完善立案手续的程序,明显是违法的。但是,检察机关却没有纠正。对于侦查机关明显的证据漏洞,也没有进行核查。而是你提交的起诉意见书说的是什么,我提起公诉时,就直接引用什么。

例如作案动机和凶器的来源问题,侦查机关的184号《起诉意见书》写的是“(梁明理)便上前要梁忠文分赃款,遭到拒绝后双方打斗起来,梁国荣拿住梁明理给的尖刀帮架,并剌中梁忠文的左胸部”,检察机关的( 1998)第34号《起诉书》写的竟然是“(梁明理)要抢梁忠文的赃款,双方便打斗起来,梁国荣拿住一把尖刀帮架,剌中梁忠文的左胸部”。

到底是分赃,还是抢赃?

凶器是谁提供的?是何时提供的?检察机关并未深究核实。以至于这个问题是由审判机关来确认的,其(1998)玉中刑初字第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写的是:“梁国荣即用追赶途中从梁明理腰间拔出的单刃尖刀朝梁忠文剌了一刀……

最为关键的两个证人证言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根据目击证人麦文芳199799日,作案的人是“两个人同骑一辆自行车”追赶被害人;而根据举报人钟传新的证言,则是“梁明理一个人骑一辆自行车”追赶被害人。

其实,如果对麦文芳和钟传新的证言,进行简单的侦查实验,就可以得出麦文芳199799日的证言是真的,钟传新的证言是假的。因为,麦文芳的证言表明,在凶手追赶被害人经过路口时,车子没有停留,没有人讲话。因此,就没有发生钟传新和梁国荣与梁明理之间的对话,则梁国荣和钟传新就不可能确认追赶人是梁明理,就没有跳上自行车去追杀梁忠文的理由。

根据钟传新的证言,在路口发生了下列对话:“(钟)这不是厘弟吗?厘弟,干什么?╱(梁国荣)厘弟╱(梁明理)老荣,快来,撵他。╱(梁国荣)干什么?╱(梁明理) 追沙驼,只灰佬武石串得手后不分钱。老屎荣,来上车,追上去,踩死他。╱(梁国荣)你先回去。”

这是一段长达17秒至20秒时间的对话。梁国荣是在自行车行驶17秒之后,才跳上自行车的。

但是,此时,自行车离开路中心已经约56米。也就是说,梁国荣是在离开路中心约56米,并进入巷子48米之后,才跳上自行车的。那么,钟传新声称梁国荣在路口登上梁明理的自行车,就是虚假的。

三、审判机关没有在本案中真正行使审判监督的职责

一审判决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证据不足和证据虚假的疑点,因此,对于这些疑点证据,采取了忽视不提的消极方式。对此,二审法院是完全能够注意审查和核实的。但是,作出终审裁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却在在二审阶段不但没有把关,反而将错就错,维持一审判决的错误。

针对梁国荣诉称199796日下午仍在桂林,不在犯罪现场的事实,二审进行了相当充分和几乎详尽的调查。其中,对法人单位化工部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调取了1份证明和4份原始记录,对6个自然人证人进行了11次笔录取证,对梁国荣进行了2次讯问。

上述18份证据是二审审判人员制作和取得的。属于有效的证据。

这些有效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梁国荣199796日下午确实在桂林,不在犯罪现场是客观的事实。在法律上属于无罪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但是,二审在制作裁定书时,却将这一完整的无罪证据全部弃之不用。

尤其是,二审藏匿了(至少是忽略)关键证人钟传新承认作伪证的证据。显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律就是要讲证据,一审期间是侦查人员隐藏证据,二审期间是主审法官隐藏证据,这就好比把秤砣藏了起来,秤还怎么称东西?天平还怎么能公平呢?

可以说,梁国荣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最后死在服刑期间,与检察机关放弃监督,审判机关对无罪证据熟视无睹,甚至隐匿无罪证据有着直接关系。

为无罪的人,洗雪冤曲,还他们以公道,是国家的人权责任,是司法机关的法律责任。

笔者相信,具有国家责任使命感、社会职业道德感和人类良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会为“赵作海们”洗雪冤曲,还以公道而担当起法律人的责任的。然而,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甚至是一个拷问良心和灵魂的痛苦历程!

但,这是一个推进国家法治走向健全完善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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